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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評級:2017年中國融資擔保行業信用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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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評級:2017年中國融資擔保行業信用回顧與展望

發布時間:
2018/03/23 11:25

       一、擔保行業信用回顧

  (一)國務院“43號文”和《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相繼出臺,地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獲政策傾斜力度加大

  地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主要由地方國有企業、政府部門等控股,其成立目的主要為推動省市區(縣)三級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的搭建,破解當地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目前,服務于小微企業的融資擔保體系普遍面臨收益和風險不對等問題,因此相關業務開展對政策扶持要求較高,而在我國,受監管和政策缺位、法律體系不完善等因素影響,融資擔保機構服務中小微企業的意愿不強、能力不足。

  2015年8月,國務院以國發[2015]43號印發《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簡稱“43號文”),指出發揮政府支持作用,提高融資擔保機構服務能力;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推進再擔保體系建設;政銀擔三方共同參與,構建可持續銀擔商業合作模式。在43號文指導下,2016年以來,全國各省、直轄市政府陸續出臺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發展的實施方案,將大力發展政策性融資擔保和再擔保機構,構建全省統一的政策性擔保體系作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

  2017年8月,國務院公布《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國家層面明確了融資擔保行業服務小微和“三農”融資的重要作用,以及政策扶持對于發展政策性融資擔保業務的必要性。《條例》在總則和經營規則章節中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包括:(1)國家推動建立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建立“銀、政、擔”合作機制,擴大服務小微和“三農”的業務規模,保持較低的費率水平;(2)各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通過資本金投入、建立風險分擔機制等方式,對主要為小微和“三農”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提供財政支持;(3)政府支持的融資擔保公司應當增強運用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的能力,為小微和“三農”融資需求服務;(4)對主要為小微和“三農”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擔保放大倍數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5)被納入政府推動建立的融資擔保風險分擔機制的融資擔保公司,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降低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融資擔保費率。

  得益于政策傾斜力度的加大,地方融資擔保機構整體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1)在數量上,各地政府新設或重組的省級融資擔保機構逐漸增加,且部分地區存在同一區域內有兩家及以上省級擔保機構的情況;(2)在行政級次上,融資擔保政策扶持體系逐步下沉,市、區(縣)級融資擔保機構獲政策扶持力度有所加大;(3)在綜合實力上,隨著政府資金的持續注入,多家省、市級融資擔保機構的資本實力顯著提升,信用等級也相應提升。

  1、省級融資擔保機構持續獲政策扶持,資本實力和市場地位進一步提升,推動市場化業務占比上升

  (1)多家省級融資擔保機構獲政府資金注入,資本實力和信用等級相應提升

  在構建全省統一的政策性擔保體系過程中,部分地方政府首先從完善省屬融資擔保機構的國有資本金持續補充機制入手,隨著政府資金的持續注入,多家地方性擔保機構的資本實力顯著提升,綜合實力在全國范圍位居前列。

  根據對17家省級樣本擔保機構[1]的統計,2016年以來,共有11家擔保機構實現增資。2016-2017年期間,深圳中小保和四川發展擔保累計獲得政府增資額分別為36.95億元和50億元,在樣本擔保機構中獲注資規模最大;安徽擔保集團、湖北擔保集團累計獲得政府注資額均超過15億元;深圳高新投、重慶三峽擔保由資本公積轉增注冊資本,金額分別為13.13億元和10.50億元;廣東再擔保、江蘇再擔保、河南中小保、重慶興農擔保獲得注資額均在10億元左右,資金來源包括地方財政、股東或地方融資擔保基金等。

  除增加資本金外,部分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還通過爭取政府專項資金(基金)的形式擴充資本規模。截至2016年末,重慶興農擔保累計收到政府撥入扶貧專項資金78.63億元(其中36.71億元計入凈資產);2016年,安徽擔保集團累計收到11.5億元專項資金,用于補充安徽省農業信貸擔保的資本金。盡管專項資金可一定程度提升融資擔保機構的凈資產規模和業務增長空間,但受制于該類資金的特定用途,其對融資擔保機構資本實力的實際提升作用有限。

  得益于資本實力的提升,2017年,深圳中小保、四川發展擔保、湖北擔保集團、深圳高新投和重慶三峽擔保5家省級融資擔保機構的信用等級均提升至AAA。

  隨著《條例》將加大政策性融資擔保業務扶持力度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加以明確,地方融資擔保機構獲得各級政府財政部門資本金投入的預期進一步加強。同時,省級融資擔保機構控股或參股市、縣級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以股權和再擔保業務為紐帶構建統一的政策性擔保體系,也將進一步明確省級融資擔保機構的政策性定位、在地方擔保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提升省級融資擔保機構的信用水平。

  (2)傳統間接融資擔保業務是地方擔保機構發揮政策性功能的體現,近年來相關業務趨于謹慎,業務模式向批量化等創新產品形式發展

  以銀行貸款擔保為主的間接融資擔保業務通常定位于中小微企業,相關業務整體風險較高,但仍是地方融資擔保機構服務當地小微和“三農”融資的重要方式。相較于市場化的金融產品增信業務,間接融資擔保業務的政策性更強,國務院“43號文”提出:對于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等普惠領域、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融資擔保業務,尊重其準公共產品屬性,政府給予大力扶持。因此,間接融資擔保業務的開展對于政策性擔保機構來說具有必要性。

  2016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表現出了逐漸企穩的總體特征,但受前期銀行貸款擔保業務代償風險集中爆發影響,多數省級融資擔保機構將化解存量業務風險作為重點,對新增貸款擔保業務的開展趨于謹慎。根據對16家省級樣本擔保機構[3]的統計,2016年以來, 省級樣本擔保機構普遍壓縮了間接融資擔保業務規模,與2016年初相比,僅有2家擔保機構最新一期的間接融資擔保余額小幅增加,其余樣本擔保機構的間融擔保余額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方面,部分主要從事傳統貸款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在前期代償風險集中爆發、區域經濟環境未明顯好轉的情況下,將化解存量風險作為重點,主動壓縮間接融資擔保規模,如廣西中小保、河南中小保的間接融資擔保余額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對于部分以傳統貸款擔保業務為主,但風險控制情況相對較好的擔保機構,其間接融資擔保規模基本維持穩定,如首創擔保、中關村(6.370-0.31-4.64%)擔保等擔保機構最新一期的間接融資擔保余額與上期末基本持平。而對于同時開展市場化業務的擔保機構,在傳統業務代償風險加大的背景下,該類擔保機構逐步壓縮高風險的間融擔保業務規模,同時向風險相對較低的金融產品增信業務、非融資擔保業務傾斜,包括安徽擔保集團、重慶三峽擔保、重慶進出口擔保、瀚華擔保等的間接融資擔保余額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盡管傳統間接融資擔保業務風險較高,但開展相關業務可達到扶持區域內中小微企業融資的目的,體現融資擔保機構的政策性職能、有利于擔保機構獲得政策扶持。近年來,為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保持間接融資擔保業務規模、提高融資擔保服務小微企業的覆蓋面,部分融資擔保機構積極研發并推出各類創新產品,包括以批量化、平臺化、標準化方式,拓展風險可控的小微項目群體,實現中小微項目擔保筆數及業務覆蓋面的提升;以核心企業為依托,引入核心企業信用背書,針對核心企業的上下游開展融資擔保服務等。目前,包括首創擔保、中關村擔保、瀚華擔保、重慶興農擔保等在內的部分樣本擔保機構都已將產品創新作為重點,以保證傳統間融業務的有序開展。

  (3)多數省級擔保機構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占比上升,對傳統業務利潤形成一定補充,為本地企業債券發行提供融資擔保服務的省級擔保機構政府支持意愿更強

  融資擔保機構的金融產品增信業務主要包括對債券的擔保,對信托計劃、資管計劃、資產證券化、保本基金等產品的擔保,以及對互聯網金融興起下P2P平臺產品的擔保。其中,債券擔保和保本基金擔保是現階段融資擔保機構最主要的存續業務品種,但隨著證監會《關于避險策略基金的指導意見》(2017年2月)的出臺取消了采用連帶責任擔保機制的保本基金,2017年以來,融資擔保機構的保本基金擔保業務全面停滯。

  相較于間接融資擔保業務,金融產品增信業務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對于融資擔保機構而言,從事市場化業務可以在風險相對可控的情況下,形成較為穩定且可觀的擔保費收入來源,對風險較高的傳統擔保業務形成利潤補充。

  近年來,省級融資擔保機構基于自身不斷提升的資本實力、信用等級以及相對充足的業務空間,在以債券市場為主的資本市場上快速發展。根據對16家省級樣本擔保機構的統計,樣本擔保機構最新一期末的金融產品增信余額普遍較上年末增加,其中安徽擔保集團、江蘇再擔保、重慶三峽擔保、深圳高新投、深圳中小保、重慶進出口擔保增幅明顯。從增長原因來看,安徽擔保集團、江蘇再擔保業務增長主要來自債券擔保業務,重慶三峽擔保、深圳高新投、重慶進出口擔保業務增長主要來自保本基金擔保業務,深圳中小保的業務增長則主要得益于互聯網創新產品的發展。從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占比情況來看,重慶三峽擔保、重慶進出口擔保、瀚華擔保和首創擔保的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占同期末在保余額的比重均已超過70%。

  省級融資擔保機構的債券擔保業務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盡管債券擔保業務采用市場化方式運作,但服務于地方企業發債融資一定程度上仍與地方政府扶持區域內重點企業、尤其是城投類企業融資或債務周轉的意圖相吻合。2017年4月,財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財預[2017]50號)提出:“允許地方政府結合財力可能設立或參股擔保公司,構建市場化運作的融資擔保體系,鼓勵政府出資的擔保公司依法依規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地方政府依法在出資范圍內對擔保公司承擔責任”,相關政策的出臺為地方政府規范舉債提供了重要思路,也為地方融資擔保機構支持地方城投企業債務融資提供了明確的政策依據。因此,對于為當地企業債券發行提供融資服務的擔保機構,其獲得地方政府支持的意愿仍較強;而異地債券擔保業務由于更偏市場化,獲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可能性較小。

  從省級樣本擔保機構來看,2016-2017年,安徽擔保集團、江蘇再擔保、廣東再擔保及河南中小保的新增債券擔保業務全部集中在當地,表明其債券擔保業務主要圍繞本地企業開展,政府支持意愿更強;湖北擔保集團的業務集中在湖北和湖南兩省,各占新增業務的一半左右;而重慶三峽擔保、深圳高新投、重慶進出口擔保、重慶興農擔保、瀚華擔保的異地業務占比更高,表明其債券業務的市場化程度更高。

  2、市級融資擔保機構信用資質整體偏弱,業務以傳統間融擔保為主,少數機構向金融市場擴張

  相較于省級融資擔保機構,市級擔保機構的資本實力和信用資質普遍偏弱。對于在公開市場未取得信用級別的擔保機構,其業務基本集中在以銀行貸款擔保為主的間接融資擔保業務;同時,由于服務對象主要為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的中小微企業,市級擔保機構為控制業務風險,傾向于將業務規模控制在較低水平,根據新世紀對南通、無錫、青島、蘇州等多地市級擔保機構的統計,樣本市級擔保機構的融資擔保放大倍數通常在2-3倍。

  另一方面,隨著地方政府對融資擔保機構的重視程度逐步加強,部分市級擔保機構的信用等級隨著資本金的注入得以提升,并具備了開展金融產品增信業務的資格。根據Wind統計,截至2017年末,在公開市場擁有主體信用級別的市級擔保機構有3家,信用級別區間在AA至AA+。對于此類擔保機構,金融產品增信業務通常是其業務拓展的主要方向。

  3、國家農業擔保聯盟成立,推動各地農業擔保機構設立發展,聯盟成員受農業部門業務指導,政策扶持力度明顯

  2015年7月,財政部、農業部、銀監會研究制定了《關于財政支持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財農[2015]121號,簡稱《指導意見》),提出調整部分農業補貼資金作為注冊資本金,力爭3年內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覆蓋全國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框架,包括全國性的農業信貸擔保機構(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和市、縣(市、區)農業信貸擔保機構。2017年4月,國家農業擔保聯盟正式揭牌,標志著我國在建立健全全國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方面邁出重要一步。國家農業擔保聯盟股東包括財政部和全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擬分三年形成約150億元的資本金規模。省級機構股東根據其組建進展情況,分期分批加入。截至揭牌日,國家農業擔保聯盟會員單位包括全國30家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達96.5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出資60億元。

  國家農業擔保聯盟主要職責為落實國家農業支持政策,制定再擔保業務標準,為省級機構提供業務指導和規范指引。在實際業務過程中,國家農業擔保聯盟為所有省級機構提供再擔保服務,根據各省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和風險控制水平,制定合理的代償風險分擔比例和再擔保費率。同時,國家農業擔保聯盟還負責研究開發農業信貸擔保產品和服務;與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展總對總的戰略合作,建立適用于公司和省級機構的銀擔風險共擔機制;建立風險補償和風險救助機制;研發建立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的全國農業信貸擔保業務數據信息系統等。

  在資金支持方面,《指導意見》明確了中央財政支持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的資金主要用于建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此外,在重慶市先行試水農村“三權”資產抵押融資的經驗下,部分地方政府也開始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農村居民房屋產權和林權抵押貸款的試點工作。

  整體而言,地方農業擔保機構是財政支農政策體系的一部分,直接接受同級財政部門和農業部門的業務指導和績效考核。農業信貸擔保系統風險補助和救助機制的建立、財政支持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和農村“三權”抵押融資試點工作,為地方農業擔保機構帶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

  (二)全國性擔保機構債券擔保市場仍占主導,地方擔保機構債券擔保市場份額繼續提升,業務增速受杠桿水平影響存在差異

  根據《條例》規定,融資性擔保公司對單個被擔保人債券發行提供的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且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倍,擔保機構的資本實力首先決定了其可擔保債券余額的大小。其次,擔保機構的信用等級將直接影響被擔保方的融資成本。第三,對于地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即便具有較強的資本實力和較高的信用等級,為體現自身政策性職能、提高地方政府支持意愿,其在保持間接融資擔保(或再擔保)業務規模的同時,債券擔保業務也多集中在當地,異地業務拓展意愿相對偏弱。綜合上述因素,由于全國性的擔保機構(主要指中債增、中投保、中合擔保、中證增4家)資本實力普遍較強、業務區域廣、信用等級高且管理體系相對規范,其在債券擔保市場中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能夠在維持一定價格水平的前提下,選擇資質相對較好的客戶。

  2016年,我國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2.91萬支,同比增長75.99%;發行金額合計36.35萬億元,同比增長57.14%。2017年,債券市場呈現發行總量繼續上漲趨勢,其中上半年累計發行金額不及去年同期,但從7月份起扭轉,2017年全國共發行各類債券3.73萬支,同比增長31.99%;發行金額合計40.80萬億元,同比增長12.21%。從企業債發行情況看,2016年,得益于發改委2015年12月發布《關于簡化企業債券審報程序加強風險防范和改革監管方式的意見》,提出簡化企業債審報流程,放寬發債主體指標,同時提高審核效率,全年企業債發行規模達0.59萬億元,同比增長72.52%;2017年,受債券市場低迷和政策環境收緊影響,企業債發行規模0.38億元,同比下降36.65%。

  在債券市場發行量增長的推動下,債市增信需求進一步擴大。根據Wind統計,2016年末和2017年末,由擔保機構擔保的債券在保余額分別為4181.69億元和5622.02億元,2017年末在保余額增速同比下降12個百分點;承擔債券擔保責任的擔保機構數量分別為69家和41家,隨著擔保機構間信用水平的分化,從事債券擔保業務的機構數量有所下降。

  從集中度來看,2017年末,債券市場份額排名前五位的擔保機構分別為中合擔保、中債增、中投保、重慶三峽擔保和中證增,其中,涉足債券市場較早的全國性擔保機構中投保、中債增憑借資本實力、股東背景和行業經驗優勢,在債券擔保市場保持了較高的占有率,但因自身杠桿已處于較高水平,新增業務規模有限,2017年末,中債增和中投保的債券剩余擔保額均較2016年末下降;中合擔保、中證增運營時間相對較短,杠桿水平相對較低,依托較強的資本實力和良好的股東背景,在短時間內即實現了業務規模的快速擴張,其中中合擔保剩余擔保額逐年快速增長,2017年末已增至987.20億元,市場占有率增至17.56%,排名由上年末的第3位升至第1位,中證增的債券擔保市場份額排名也由2016年末的第9位升至第5位。另一方面,隨著江蘇再擔保、安徽擔保集團、瀚華擔保、重慶興農擔保等部分業務起步較晚、發展空間大的地方擔保機構加快向債券擔保業務的布局,市場份額排名6-10位的擔保機構市場占有率進一步提升,由2016年末的19.30%升至2017年末的24.21%。

  從業務新增情況來看,2017年,債券擔保發生額增長最快的前十大擔保機構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擔保機構杠桿水平較低,業務發展空間充足,此類擔保機構主要包括中證增、安徽擔保集團、重慶興農擔保、江蘇再擔保、晉商信用增進;第二,擔保機構杠桿水平已較高,但因期末在保項目中保本基金擔保業務占比較高,剔除該部分業務后,其杠桿水平尚控制在監管規定的10倍之內,此類擔保機構主要包括重慶三峽擔保、深圳高新投;第三,擔保機構杠桿水平已超出監管10倍規定,但因采用了北京市金融局相對寬松的風險權重指標,調整后的擔保放大倍數遠低于10倍,此類擔保機構主要包括中合擔保和中投保[5]。隨著《條例》落地,各地融資擔保機構的放大倍數計算標準趨于統一,擔保放大倍數已超過10倍規定的擔保機構后續面臨較大的整改壓力,業務增長空間有限。

  (三)融資擔保機構業務風險出現分化,債券擔保長期風險管控壓力加大

  1、地方擔保機構積極化解存量代償風險,通過控規模、調結構,新增代償規模有所下降,但代償率變化趨勢與新增代償存在一定差異

  受中小企業經營陷困、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質量下行影響,我國擔保行業自2013年開始進入代償高發期,2013-2015年,融資擔保行業代償率和新增代償額持續上升。2016年以來,以傳統間接融資擔保業務為主的地方擔保機構為控制經營風險,多采取控制新增業務規模、調整業務結構、提高項目審批標準、加大項目追償力度等手段,同時,對于潛在業務風險,部分擔保機構還采取了加強風險隱患排查、對預警項目提前介入、大數據分析識別技術等多種措施。得益于間融擔保業務規模的控制、風險預警機制的完善,部分運營時間較長的地方擔保機構新增代償規模有所下降。

  根據對14家地方樣本擔保機構的統計,2016年,有11家樣本擔保機構的新增代償規模下降。其中,隨著間接融資擔保業務規模的收縮,武漢東創擔保、瀚華擔保、重慶進出口擔保等新增代償額下降明顯;首創擔保、中關村科技擔保等得益于自身風控力度的加強和客戶結構的調整,當年新增擔保代償額顯著下降。深圳高新投、深圳中小保新增代償額略有上升,而重慶興農擔保新增代償額顯著上升,主要系在維持間融業務規模的同時,當地中小微企業面臨較大的去產能、環保搬遷等壓力所致。

  從擔保代償率來看,受到期解保金額的影響,部分樣本擔保機構代償率與新增代償額的變化方向存在差異。2016年,在14家地方樣本擔保機構中,有7家累計擔保代償率上升,其中重慶興農擔保、重慶進出口擔保的累計擔保代償率增幅較為明顯。首創擔保、中關村科技擔保、瀚華擔保、湖北擔保集團、廣東再擔保、江蘇再擔保和安徽擔保集團的新增代償額和代償率同時下降。

  2、部分全國性擔保機構業務風險逐漸暴露,新增代償額有所上升

  全國性擔保機構的業務主要集中于風險相對較低的金融產品增信領域,在前期服務中小微企業的間接融資擔保業務風險集中暴露階段,全國性擔保機構的代償金額和代償率均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受業務規模擴張以及部分客戶所處行業的景氣度下行影響,包括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產品在內的信用風險逐漸暴露,2016年,中債增和中合擔保的新增代償規模顯著上升;而得益于前期風險的有效化解和業務結構的調整,中投保的新增代償規模保持在較低水平;由于業務開展時間較短,中證增目前尚未出現代償。整體而言,得益于較大的到期解保規模,目前全國性擔保機構的代償率仍處于較低水平。

  3、債券擔保以城投債為主,城投企業轉型導致擔保機構長期代償風險上升

  近年來,在發改委企業債發行審核政策的引導下(由資信良好的擔保公司增信可以豁免復審環節),擔保機構增信已成為企業債發行增信的首要途徑,同時,發行人資質逐步下沉,進一步推動了其尋求專業擔保機構增信的需求。對于擔保機構而言,早期城投類企業由于承擔了代政府融資職能,其信用資質綁定政府信用,發生風險的可能性很小,加之企業債不斷擴張的規模,為擔保機構的業務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根據Wind統計,2017年末,我國有擔保機構擔保的債券品種主要集中在企業債和公司債,分別占期末擔保余額的80.92%和10.71%。

  從個體擔保機構來看,除深圳中小保、深圳高新投和晉商信用的業務集中在公司債外,2017年末,樣本擔保機構的企業債占債券擔保余額的比重均超過50%,其中中合擔保、中投保、重慶三峽擔保、江蘇再擔保、重慶進出口擔保、安徽擔保集團、瀚華擔保、重慶興農擔保和首創擔保的企業債余額占比超過90%。

  2014年以來,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國務院、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相繼出臺《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文)、《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88號文)、《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分類處置指南》(152號文)、《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50號文)、《關于堅決制止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融資的通知》(87號文)等一系列文件,逐步完成了地方政府債務制度框架的搭建,地方城投企業也逐漸脫離代政府融資的職能,開始向市場化轉型。

  而從現階段來看,對于2015年以來發行新債的城投企業,大多數仍需依賴政府信用進行債務滾動,自身經營無法對債務形成有效覆蓋;長期來看,隨著監管部門對各地政府違規舉債加大查處問責力度,城投債面臨的政策風險不斷上升,市場對于城投債的投資邏輯也將發生較大變化。對于地方政府財力弱、債務負擔重、且無獨立經營能力的城投企業,其后續債務兌付面臨的不確定性加大,加之此類債券擔保業務單筆金額大、期限長的特點也加大了擔保機構的業務集中度,以企業債券擔保為主的擔保機構面臨的代償風險上升。

  從在保債券的級別分布來看,全國性擔保機構在保客戶資質相對較好,主體級別在AA及以上級別的客戶占多數;地方擔保機構的客戶資質相對偏弱,其中重慶三峽擔保、重慶進出口擔保、安徽擔保集團、重慶興農擔保AA-及以下級別的客戶占比超過一半,潛在業務風險更高。

  (四)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快速發展推動保費收入增長,行業盈利整體維持穩定

  近年來,銀行貸款擔保業務代償風險集中爆發,一些擔保機構主動壓縮貸款擔保業務規模,將業務結構向費率相對較低的非融資擔保及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傾斜。在貸款擔保業務規模收縮、業務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下,2015年擔保機構的保費收入增長普遍受限。2016年以來,隨著金融產品增信業務規模的快速擴張,部分擔保機構擔保費收入有所回升。根據對17家樣本擔保機構的統計,2016年,13家樣本機構擔保費收入回升,增長原因均來自金融產品增信業務的擴張。而對于金融產品增信業務起步較晚或未開展相關業務的擔保機構,隨著貸款擔保業務規模收縮和擔保費率下調,其擔保業務收入繼續下滑;此外,中債增和中投保受制于有限的業務增長空間,擔保業務收入小幅下降。

  從盈利情況看,受市場利率下行影響,2016年擔保機構發放貸款利息收入和投資收益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擔保業務收入的回升,行業盈利水平整體保持穩定。從樣本擔保機構看,除少數擔保機構凈利潤水平大幅上升外,其余樣本擔保機構凈利潤基本維持穩定。其中,中證增、中合擔保、深圳高新投凈利潤增幅明顯,主要系業務處于快速擴張階段;中債增凈利潤大幅上升,主要得益于投資收益的增長和準備金計提規模的下降。

  2017年,部分融資擔保機構的間接融資擔保業務規模已降至較低水平,且《條例》的出臺引導擔保機構業務逐步向傳統貸款擔保業務回歸,地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的貸款擔保業務規模整體維持平穩,預計保費收入與2016年基本持平;同時,對于部分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快速發展的擔保機構,其保費收入同比將有一定增長。而在資金運用方面,隨著資本市場利率上行,融資擔保機構對債券、信托計劃、理財產品等的投資收益有所回升,部分機構發放委托貸款的利率也將相應提升,利息收入和投資收益可對擔保機構的盈利形成一定支撐。

  二、擔保行業信用展望

  展望2018年,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高速、高質量發展的階段,中小企業在經濟增速換檔期和供給側改革深化階段,仍將面臨經營壓力增大、違約風險上升等問題。但政策層面,隨著融資擔保行業《條例》的出臺和實施,明確了融資擔保行業回歸準公共產品屬性的政策定位,為不同類型融資擔保機構的業務發展方向提供了明確思路,有利于擔保行業的長遠發展。

  (一)傳統貸款擔保業務受政策引導,費率進一步下調,金融產品增信業務面臨監管對杠桿水平和集中度的限制,融資擔保機構保費增長受限

  在《條例》出臺前,我國規定擔保費率不高于人民銀行制定的商業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一半,行業擔保費率平均水平在2-3%。為引導融資擔保機構的服務向小微企業和“三農”傾斜,《條例》中對擔保費率進一步作出規定:納入政府推動建立的融資擔保風險分擔機制的融資擔保公司,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降低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融資擔保費率。在政策引導下,從事貸款擔保業務的政策性擔保機構降低費率的預期加強。

  此外,盡管金融產品增信業務可對保費收入形成一定補充,但《條例》對擔保放大倍數和單一被擔保客戶集中度的限制更為嚴格,部分以金融產品增信業務為主的擔保機構將面臨較大的監管壓力和業務整改壓力,后續業務快速增長的可能性較小。同時,隨著保本基金擔保業務停做,2015-2016年期間依靠保本基金擔保業務擴大規模和保費收入的擔保機構將面臨保本基金在保項目的逐步到期,其保費收入不具有可持續性。整體而言,融資擔保機構的保費收入增長將面臨較多限制因素。

  (二)地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為獲得政策扶持和業務發展空間,業務向傳統間接融資擔保回歸,但市場化和政策性業務有待區分

  隨著《條例》將加大政策性融資擔保業務扶持力度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加以明確,服務小微和“三農”的地方融資擔保公司迎來一系列政策紅利。具體來看,《條例》在總則和經營規則章節中制定了扶持措施,包括:(1)各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通過資本金投入、建立風險分擔機制等方式,對主要為小微和“三農”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提供財政支持;(2)對主要為小微和“三農”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擔保放大倍數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

  《條例》中明確了融資擔保機構要獲得政府財政資金注入、加入風險分擔機制、提高擔保放大倍數上限,就必須以服務小微和“三農”的間接融資擔保業務為主,盡管各地尚未出臺細則,但對于目前的地方擔保機構而言,尚有較多機構業務重心在金融產品增信領域,導致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的業務規模占比較小。在政策引導下,未來地方融資擔保機構的業務將逐步向傳統間融業務回歸,從而在資金注入、提升業務增長空間上面獲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地方融資擔保機構的定位也將向政策性回歸。但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為加大融資擔保服務小微和“三農”的力度,在對融資擔保機構的考核中,只重視業務規模和客戶數量的提升,而忽略對業務風險的考察,可能引發融資擔保機構政策性業務開展中的道德風險。

  對于開展本地債券擔保業務的融資擔保機構,盡管扶持當地企業債券發行融資與地方政府的意圖相吻合,但財政部財預[2017]50號文件明確了債券擔保業務“市場化運作”的特點,地方政府只能在出資范圍內對擔保公司承擔責任。此外,開展債券擔保業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小微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的占比。綜合上述因素,盡管融資擔保機構的市場化業務可為政策性業務在保費收入和盈利上帶來一定補充,但同時也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1)市場化業務風險相對偏低,且采用市場化定價,會導致融資擔保機構有做大相關業務規模的沖動,占用政策性業務的份額,并導致擔保機構的定位模糊;(2)政策性業務作為“準公共產品”被明確納入政府財政扶持范圍,而政府僅在出資范圍內對市場化業務承擔責任,擔保機構作為一個整體同時開展兩類業務,在外部環境惡化導致其出現經營風險時,政府對于市場化業務是否救助存在不確定性。整體而言,對于政策性更強的融資擔保機構,其可在風險補償和資金注入兩方面獲得政府部門的有力支持;而對于市場化程度更高的融資擔保機構,其可獲得的支持則主要來自股東出資。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將“市場化”和“政策性”兩類業務加以區分,單獨成立服務于地方城投企業或其他國有企業債券發行融資的擔保機構,如:山西省政府成立晉商信用增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為省屬重點國有企業債券發行提供增信服務;河南省政府在財預[2017]50號文件和《條例》等政策指引下,由省內平臺類企業共同發起設立了河南省中豫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主要為省內城投企業債券發行提供融資增信服務。

  (三)市場化融資擔保機構金融產品增信需求仍較大,但在監管約束下面臨業務整改壓力

  2015年10月,發改委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企業債券市場化方向改革有關工作的意見》,提出可豁免復審環節的三個條件中包括“由資信狀況良好的擔保公司(指擔保公司主體評級不低于AA+及以上)提供無條件不可撤銷保證擔保的債券”。2017年12月,審計署發布《國務院關于2016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真該情況的報告》,其中關于重點問題整改情況,財政部發布《關于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遏制隱性債務增量的報告》,其中總結了地方政府規范舉債融資的三種途徑,也是對財預[2017]50號文的重申,包括“出資成立擔保公司為項目市場化融資提供擔保”。在政策引導下,城投企業債券發行擔保仍具有較大的市場需求。

  此外,2017年4月中證登發布《質押式回購資格準入標準及標準券折扣系數取值業務指引》,提出入庫開展回購的信用債須滿足債項評級AAA級、主體評級AA級(含)。在交易所市場發行債券的企業為提高債券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對AAA級擔保機構的增信需求也相應增加。

  對于開展市場化業務的融資擔保機構,其業務開展前提是符合《條例》等監管的約束。具體來看,現階段擔保放大倍數和單一客戶集中度是融資擔保機構亟需整改的兩項:

  在擔保放大倍數方面,《條例》規定融資擔保公司的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倍,對主要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倍數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而在《條例》出臺前,擔保放大倍數突破或接近10倍的情況已不少見,同時各地也出現了不同的應對方法,例如:注冊地位于北京市的融資擔保公司,在獲得北京市金融局批準后,可采用2015年5月北京市金融局印發的《北京市融資性擔保機構擔保業務風險分級指引(試行)》,對其擔保業務進行風險分級管理,其中A類擔保業務風險系數為0.33,B類0.5,C類1.0。又如:部分地區監管部門在統計擔保放大倍數時,僅將融資性擔保業務納入考量范圍,而部分融資擔保公司為滿足10倍監管的要求,將實際屬于融資擔保業務的在保責任余額劃入非融資擔保業務進行統計。《條例》的出臺解決了各地區間放大倍數計算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同時將非融資擔保業務納入監管范圍,避免部分融資擔保公司通過業務重分類而過度承受風險的行為,對于部分杠桿水平已超過10倍上線的擔保機構,其業務發展將受監管約束趨緩。

  在單一客戶集中度方面,《條例》中刪除了“對單個被擔保人債券發行提供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凈資產30%”的內容,融資擔保機構債券擔保責任余額將同樣受不得超過凈資產10%的限制。根據新世紀評級對11家主流融資擔保機構的統計,目前,中債增和中證增第一大客戶占凈資產比重分別達46%和110%,中投保、重慶進出口擔保、瀚華擔保前五大客戶占凈資產的比重均接近30%,中合擔保第一大客戶集中度接近25%,江蘇再擔保和安徽擔保集團前五大客戶在保余額差異不大,但由于安徽擔保集團凈資產規模更高,其單一客戶集中度整體控制在10%以內,廣東再擔保、重慶三峽擔保的單一客戶集中度基本控制在20%以內,深圳高新投單一客戶集中度控制在10%以內。整體來看,融資擔保機構的客戶集中度受自身資本實力和業務結構影響較大,一般而言,全國性融資擔保機構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方融資擔保機構面臨的整改壓力更大。另一方面,由于融資擔保機構調整客戶集中度需將其超額擔保責任余額分出,為部分擔保機構在承接債券分保業務方面提供了更多發展空間。

  [1]由于擔保行業公開數據有限,新世紀評級篩選了17家主流的省級擔保機構作為樣本數據,以分析省級融資擔保機構的整體運行狀況。省級樣本擔保機構包括: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安徽擔保集團”)、重慶三峽擔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重慶三峽擔保”)、重慶進出口信用擔保有限公司(簡稱“重慶進出口擔保”)、重慶興農融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簡稱“重慶興農擔保”)、瀚華擔保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瀚華擔保”)、江蘇省信用再擔保有限公司(簡稱“江蘇再擔保”)、廣東省融資再擔保有限公司(簡稱“廣東再擔保”)、廣西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有限公司(簡稱“廣西中小保”)、上海市再擔保有限公司(簡稱“上海再擔保”)、北京中關村科技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簡稱“中關村擔保”)、北京首創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簡稱“首創擔保”)、湖北省擔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湖北擔保集團”)、四川發展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四川發展擔保”)、河南省中小企業擔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河南中小保”)、云南省信用再擔保有限公司(簡稱“云南再擔保”)、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圳高新投”)、深圳市中小企業信用融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圳中小保”)。其中,深圳市兩家擔保機構雖屬市級擔保機構,但考慮深圳市作為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市,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與直轄市更具可比性,因此納入省級擔保機構進行分析。重慶興農擔保雖主要涉及農業擔保,但因其未被納入全國農業擔保聯盟,且市場化業務也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因此納入省級擔保機構分析。

  [2]重慶興農擔保于2017年11月16日出具了增資后的驗資報告,新世紀評級采用其增資后的實收資本,但所有者權益仍采用2016年末的數據。

  [3]新世紀評級對16家省級樣本擔保機構的分析未包括四川發展擔保。

  [4]新世紀評級對各樣本擔保機構的取值均來自最新一期。由于各家擔保機構可取得的最新一期數據時點不同(包括2016年末、2017年3月末、2017年6月末及2017年9月末),新世紀評級統一采用“最新一期”的表述替代具體時點。

  [5]在《條例》出臺前,中合擔保和中投保均按照北京市金融局印發的《北京市融資性擔保機構擔保業務風險分級指引(試行)》對其擔保業務進行風險分級管理,其中A類擔保業務(包括級別在AA+及以上的公募債券擔保、保本基金擔保等)風險系數僅為0.33,2016年末,中合擔保和中投保的風險調整擔保放大倍數分別為3.71倍和4.06倍。

  [6]此部分統計的擔保放大倍數未考慮風險權重。

  [7]中關村擔保采用當期擔保代償率。

  [8]新世紀評級計算的直保業務放大倍數未將再擔保業務納入計算,同時未考慮各類擔保業務的風險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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