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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高、收益低融資擔保將成為“政策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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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高、收益低融資擔保將成為“政策性”業務?

發布時間:
2017/10/17 14:17

  審視“類金融”之 融資擔保
  在錢力看來,“擔保行業是高風險、低盈利行業,更加注重社會效益,純粹市場化的民營擔保公司市場容量有限,也非常脆弱,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難以生存,近年來民營擔保公司迅速萎縮也驗證了這一點”。
  近年來,一路坎坷走來的融資擔保行業,卻因為8月末國務院出臺的《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再次引起了市場的關注。
  多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人士均認為,融資擔保具有風險高、收益低的特點,這幾年的發展遇到了一些瓶頸,不少擔保企業特別是民營擔保企業幾乎退出了市場。未來一段時間內,行業的主力將是政策性擔保公司,主要服務于小微和三農的融資,屬于準公共產品。
  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錢力表示,國發〔2015〕43號提出“對于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等普惠領域、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融資擔保業務,尊重其準公共產品屬性,政府給予大力扶持”。《條例》規定“國家推動建立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發展政府支持的融資擔保公司”。這些都明確了融資擔保行業的屬性、定位和服務重點,政策性擔保公司必然成為行業主導。
  北京一家國有背景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人士也坦言,商業性擔保公司盈利確實是個難題。比如,擔保費率2%左右,做10億元的規模收入才2000萬,發生一筆代償可能就巨虧。因此,很多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委托貸款等其他投資。2013-2014年不少的企業出現經營性困難,擔保公司代償率一下子就上來了,最近一直都在處置積壓的逾期項目。
  融資擔保行業大浪淘沙
  我國融資擔保行業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由于財政資金投入不足、一些地方監管滯后等因素,長期以來的發展狀況都是良莠不齊.
  2009年國務院對融資擔保公司設立與變更設立行政許可、建立由銀監會牽頭的部際聯席會議,并制定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由于開始發放融資性擔保公司“牌照”,不少企業開始一哄而上,特別是大量的民營擔保機構野蠻生長。同時,還有大量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和打著擔保旗號的企業違規違法經營,長期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
  2012年,以民營擔保巨頭中擔投資信用擔保有限公司違規開展理財業務導致風險爆發,即“中擔事件”作為標志,此后擔保公司違規經營、非法集資、詐騙等風險在多地出現。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多家銀行收緊甚至斷絕與民營擔保公司合作,監管層也開始出“重拳”對融資擔保行業進行清理整頓。
  監管政策趨嚴格,加上經濟低迷的壓力使得擔保代償的金額上升,融資性擔保行業面臨內外交困局面,業務發展也陷入了沉寂,其中不乏一些知名融資性擔保公司因違規被注銷許可證或主動退出這個行業。
  前述北京融資擔保公司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全國都有很多類似的現象,除了被注銷許可證的,大量的擔保公司處于‘僵尸’狀態,幾乎沒有什么業務,或者業務量很少。而且這個行業也形成了一定的馬太效應,商業性擔保公司業務幾乎停滯,政策性擔保公司卻一枝獨秀。”
  一家擔保公司評級報告引用的行業自律組織數據也顯示,截至 2015年末,我國融資性擔保法人機構合計7340家,同比減少7.07%,其中國有控股機構占比從2011年末的19%增至30%,注冊資本在1億元及以上的機構占比達到62%。
  在錢力看來,“擔保行業是高風險、低盈利行業,更加注重社會效益,純粹市場化的民營擔保公司市場容量有限,也非常脆弱,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難以生存,近年來民營擔保公司迅速萎縮也驗證了這一點”。
  收益難覆蓋風險
  無論是商業性融資擔保公司還是政策性融資擔保公司,普遍面臨盈利難題。
  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資性擔保公司負責人表示,“融資性擔保行業虧損是現實存在的狀況,一般的擔保費率都在2%-3%,針對小微和三農的政策性業務甚至更低,低于2%。而整個行業年新增擔保代償規模基本都在600億元以上,代償率達到3.3%,超過擔保費率,僅靠擔保業務難以為繼。”    因此,在一些擔保公司收縮業務的同時,也有的擔保公司開始通過自有資金投資收益等來彌補擔保業務的收益,甚至投資的收益占據了整個公司業務收入的半壁江山。
  在新三板掛牌上市的中國投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投保)的業績報告也顯示,該公司2016年末,總資產為130.47億元,擔保余額為1891.25億元。2016年實現已賺保費6.81億元,占比為48.57%,金額和占比均有所下降。同期,該公司投資收益為6.91億元,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為49.31%,小幅上升,成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截至2016年末,中投保的投資資產總額為113.18億元,同比增長 30.29%,主要是增加委托貸款類、理財計劃及基金投資。從投資組合來看,中投保投資資產主要包括債務類投資和權益類投資兩類。其中,債務類投資占比為45.44%,權益類投資占比為36.57%。
  多家從事債券擔保業務的融資擔保公司,從其披露的信息看,收入結構狀況也頗為類似。 比如湖北省擔保集團的數據也顯示,2015年,該公司融資擔保業務收入和利息收入分別為1.75億元、2.18億元,分別占營業收入的42.06%、52.35%。2015年及2016年1-4月,湖北擔保分別實現營業收入4.16億元及1.82億元,委托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成為收入的第一重要來源。
  并且相比商業性融資擔保業務,政策性擔保公司的擔保費率卻更低,而且主要的業務都是小微企業和三農的融資,風險更高。如果沒有政策性補貼或者風險共擔措施,對于擔保公司來說,幾乎沒有人愿意做。
  定位公共產品需政府持續投入
  雖然融資擔保自身的發展在經濟下行期面臨諸多的難題,但其天生具有增信和分擔風險的功能,也是小微企業和三農獲得融資的重要方式。
  銀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在解讀國務院新出臺的《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時也表示,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風險高、收益低,缺少有效的商業模式的本質充分暴露出來,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屬于典型的準公共產品,需要政府發揮重要作用,已經成為各方的共識。
  本次《條例》中也明確,“國家推動建立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發展政府支持的融資擔保公司。”據悉,對于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未來的政策導向將要求其主要服務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為了降低融資成本,繼續保持低擔保費率,并且監管部門也會降低或取消對其盈利的考核。
  錢力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政策性擔保需要政策的強力支持,特別是財政資金的持續注入,并建立科學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政府投入主要從資本補充和風險補償發力,發揮財政金融協同效應。
  據介紹,從2013年起,安徽省財政每年安排31億元,支持政策性擔保體系建設。其中,11億元由省財政直接轉移支付到市、縣財政,要求市、縣政府同比例配套,用于市、縣兩級政策性擔保機構注資。20億元通過省擔保集團向市縣政策性擔保機構注資參股。
  并且,在錢力看來,這對于政府來說也是一筆值得的投入。“作為金融業態,擔保具備杠桿功能,在制度設計上可以放大10倍,《條例》規定,對主要為小微和三農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放大倍數可以上提至15倍。以安徽為例,目前全省政策性擔保體系平均放大倍數4.82倍,也就是說政府每投入1元錢,實際帶動了4.82元精準流向小微企業,具有服務小微的高效性”。
  同時,安徽擔保業將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擔保業務明確定位準公共產品,由政策性擔保機構承擔,踐行普惠金融。在服務對象上,支持擔保貸款額度20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農業擔保服務帶動力強的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在融資成本上,擔保費率不高于1.5%(2016年進一步降至1.2%),確保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保持在較低水平。
  融資擔保公司要向主營業務靠攏
  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特別是打造小微企業和“三農”友好型的融資擔保體系,對于進一步防范融資擔保業務中發生的金融風險,維護債權人合法權益,保護融資活動的安全保證程度,都會有重大意義
  1993年,我國第一家專業信用擔保公司——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現更名為“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成立,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融資擔保機構開始出現。
  至今20多年來,融資擔保公司正逐步從“野蠻生長”向“有序生長”規范經營轉型。
  2017年8月21日,《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對外發布,這個條例已于8月2日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條例將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這個條例是第一次在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層面,全面規范了融資擔保公司從設立到經營,再到解散、清算,整個運營過程中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
  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對融資擔保行業更好地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作出明確規定。“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政策措施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形成良好社會預期,對于增強融資擔保行業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意愿和能力,具有重要意義。”日前,國務院法制辦、中國銀監會負責人答記者問時說道。
  行業發展快
  監管不到位
  所謂融資擔保,是指擔保人為被擔保人借款、發行債券等債務融資提供擔保的行為。融資擔保公司,是指依法設立、經營融資擔保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融資擔保是普惠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發展普惠金融,促進資金融通,特別是解決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融資擔保行業發展較快,同時也存在監督管理不到位、經營行為不規范不審慎甚至引發風險、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意愿有待增強和能力有待提高等問題。”日前,國務院法制辦、中國銀監會負責人解讀了此條例制定的緣由,即為了支持普惠金融發展,促進資金融通,規范融資擔保公司的行為,防范風險,制定本條例。
  多位業內專家對法治周末記者介紹,前些年民營融資擔保公司生長迅速,行業準入門檻也較低,這些企業風控能力比較差,為了逐利多選擇高收益高風險的項目,甚至做著融資、放高利貸、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業務。出了風險,這些擔保公司就倒閉、“跑路”,導致了糾紛頻發,還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制定這個管理條例就是為了讓融資擔保公司向其主營業務靠攏,專注于做真正的擔保服務,而不是想盡辦法賺快錢、大錢。”
  “這個條例的出臺與施行也在逼著融資擔保公司在選擇項目、項目經營、風險控制等專業領域提高精進專業能力。”趙錫軍說,總的來說,這個條例不是在鼓勵擔保公司做得更大,而是鼓勵其做得更加規范。
  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教授對法治周末記者說,條例對于打造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提供了政策扶持。
  條例規定,國家推動建立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發展政府支持的融資擔保公司,建立政府、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擔保公司合作機制,擴大為小微企業和農業、農村、農民提供融資擔保業務的規模并保持較低的費率水平。
  各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通過資本金投入、建立風險分擔機制等方式,對主要為小微企業和農業、農村、農民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提供財政支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
  具體來說,在條例的第三章“經營規則”中規定:“融資擔保公司的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倍。對主要為小微企業和農業、農村、農民服務的融資擔保公司,前款規定的倍數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
  “納入政府推動建立的融資擔保風險分擔機制的融資擔保公司,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降低對小微企業和農業、農村、農民的融資擔保費率。”
  劉俊海認為,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特別是打造小微企業和“三農”友好型的融資擔保體系,對于進一步防范融資擔保業務中發生的金融風險,維護債權人合法權益,保護融資活動的安全保證程度,都會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明確了監督管理體制
  前瞻產業研究院2016年發布文章指出,目前融資性擔保企業的監管仍面臨著諸多問題:第一,監管主體仍不明確;第二,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第三,監管執行力仍待提高。部際會議對地方政府部門的約束力不足,地方管理部門的專業水平有限,加上監管法規的不健全,對于融資性擔保企業的監管浮于表面。
  劉俊海認為,條例明確了監管體制。
  日常監督管理在地方層面。按照條例規定,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的部門負責對本地區融資擔保公司的監督管理,省級人民政府負責制定促進本地區融資擔保行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處置融資擔保公司風險,督促監督管理部門嚴格履行職責。
  “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的部門,即金融辦,負責監督管理,監管不會成為真空地帶。”劉俊海說,“過去融資擔保領域很大的問題就是對融資擔保公司的監管沒跟上,存在監管的漏洞和盲區。所以,理順監管體制、明確監管機構、鑄造監管合力也是一個重要的亮點。”
  在中央層面,條例明確了由銀監會牽頭國務院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中央層面主要負責制度建設、督促指導等,具體通過聯席會議機制來實施,聯席會議負責擬訂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制度,協調解決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中的重大問題,督促指導地方人民政府對融資擔保公司進行監督管理和風險處置。
  “這樣,在地方層面,地方政府對各地方融資擔保公司負總責。中央層面有部際聯席會議與各省級政府形成縱橫交錯的信息共享合作機制。”劉俊海說。
  明確市場準入門檻等量化標準
  國務院法制辦、中國銀監會負責人說,融資擔保公司的業務具有金融屬性,需要嚴格監管。首先就是設立融資擔保公司要有一定的“門檻”,這是強化源頭治理的需要。
  為此,條例規定:設立融資擔保公司應當經監管部門批準。
  除了要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外,融資擔保公司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股東信譽良好,最近3年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注冊資本不低于人民幣2000萬元且為實繳貨幣資本;擬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熟悉與融資擔保業務相關的法律法規,具有履行職責所需的從業經驗和管理能力;有健全的業務規范和風險控制等內部管理制度等。
  此外,對于融資擔保公司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分支機構的,條例還規定了注冊資本不低于人民幣10億元、經營融資擔保業務3年以上且最近兩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最近兩年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等條件。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教授對法治周末記者說,這是對規模足夠大、跨省區提供融資擔保的公司提出了更高的風險防范的要求,要求更高的資本保障,門檻高了,更安全了。
  此外在條例的第三章“經營規則”中還規定,融資擔保公司的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倍。
  條例規定,“融資擔保公司對同一被擔保人的擔保責任余額與融資擔保公司凈資產的比例不得超過10%,對同一被擔保人及其關聯方的擔保責任余額與融資擔保公司凈資產的比例不得超過15%。”董登新說,此條強調了風險的分散。
  董登新認為,條例中的量化標準是此條例的亮點之一,“這個條例的公布實施有助于融資擔保公司的風險管控,有助于規范融資擔保公司的經營,降低經營的風險”。
  明確了法律責任
  條例第五章明確了融資擔保公司違法違規的法律責任。
  條例還明確,“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建立健全融資擔保公司信用記錄制度。融資擔保公司信用記錄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
  “市場有眼睛,法律有牙齒。”劉俊海說,“法律牙齒過去主要指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現在法律又長出了第四顆牙,就是信用制裁。”
  劉俊海指出,條例對于融資擔保公司“法律責任”的具體規定,使得法律責任的工具箱得到進一步豐富,罰款、責令改正、整頓、吊銷行政許可等,這些行政處罰與行政監管相結合,有助于倒逼融資擔保公司慎獨自律、見賢思齊、擇善而從。行政出發本身不是目的,處罰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處罰是往往不能的。“法律責任”體現出從嚴監管、精準監管,懲戒失信、協同共治的基本理念,應當點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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